在古代戏子的地位有多低或许还不如娼妓

在古代，戏子的地位有多低？或许还不如娼妓

古代戏子是什么地位?不清楚的读者可以和小编一起看下去。

优伶是“优”和“伶”的合称，在中国古代，用以指称那些以音乐、歌唱、调笑嘲弄、百戏杂技和戏曲表演等为职业的人。

以“优”作为一种职业名称，春秋时期就已确定。何谓“优”?“优，调戏也。”“优者，戏名也……戏为可笑之语，而令人之笑也。”由此可见，所谓“优”，其本义是一种调笑戏弄的行为，专门从事此种行为的人亦称之为“优”。

“伶”是由传说中黄帝时代的乐官伶伦而得名，这是一位传说中的大音乐家，相传黄帝曾命其制音律，所以后人便把专门演奏音乐的一类艺人称为“伶人”，或者称为“伶优”。

先秦时期，“优”与“伶”还未连缀成一词，两者是有区别的，“优”一般分为“俳优”和“倡优”，“俳优”是指以诙谐嘲弄供人取乐的一类艺人;“倡优”则指歌舞、奏乐一类艺人;而“伶”是专指演奏音乐的艺人。

到了汉代，“优”和“伶”开始并称，成了对歌舞、音乐和百戏滑稽为业的艺人的统称。宋以后，随着戏曲艺术的逐渐成熟，“优伶”就主要指称戏曲演员了。

古代戏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艺术系统，它的成熟的艺术形态和艺术体制至少包括如下四个方面：宋元南戏、元杂剧、明清传奇和地方戏。而演绎这些剧目形式的人，就是优伶，也就是戏子。

优伶是奴隶制的产物，是作为统治者的娱乐工具而产生的，优伶是奴隶主的附庸，据史书记载，古代的奴隶主都对歌舞有着特殊的喜爱。传说中国古代第一位奴隶主启就是这样一位人物，喜欢以音乐舞蹈来寻欢作乐，他常常饮酒于野外，为了助兴，经常带许多的家奴为其歌舞。

秦汉以后，优伶已不再仅仅是君主和贵族阶层的专利品，他们表演已开始面向广大的民众，这一行业也逐渐形成。

由于宫廷音乐的沉闷，一些贵族便开始招收民间艺人，开始蓄养精于百戏的优伶以供其声色之娱。优伶表演的内容也突破了纯歌舞的性质，融入了比较强烈的故事性。此后，大凡是在战争相对少的年代，优伶这一行当就会有更多人参与。

然而，优伶不是好混的，与今时今日的演员不同的是，他们所处的地位非常低下，甚至不如娼妓。

焦里堂《剧说》里有这么一段记载：

周挺斋论曲云，良家子弟所扮杂剧，谓之行家生活。倡优所扮，谓之戾家把戏，盖以杂剧出于鸿儒硕士，骚人墨客，所作皆良家也。彼倡优岂能办此?故关汉卿以为非是他当行本事，我家生活，他不过为奴隶之役，供笑献勘以奉我辈耳;子弟所扮，是我一家风月。虽复戏言，甚合于理。

又云，院本中有唱夫之词，名曰“绿巾词”，虽有绝佳者，不得并称乐府。如黄幡绰、镜新磨、雷海青，皆古名倡，止以乐名呼之。亘世无字;今赵明镜讹传赵文敬、张酷贫讹传张国宾，皆非也。

这段话不太容易明白，但是这么几条信息还是很明显的。一样写剧本，伶人写的，无论怎样好，总不能和文人写的比。一样扮演，伶人的不是“生活”，而是“把戏”，没有本身的价值，只能恣士大夫阶级的笑乐。不但一般人这样瞧不起伶人，就是首屈一指的大作剧家关汉卿也未看不起。从古以来，伶人只能有伶人的绰号，不许有正式的名字。

倡优并称，原是一种很古老的习惯，但称谓上优既列在娼后，事实上优的地位也并不及娼。据说以前在相公的风气很盛的时代，伶人对妓女相见时还得行礼请安。理由是妓女一旦从良，前途还有受诰封的希望，做戏子的连这一点都没有，所以就永远没有翻身的日子。

这里大家可能会想到一个特例，就是李存勖。

公元907年，朱温称帝，建立梁朝。这时，在北方还有两个较大的割据势力，一个是幽州的刘仁恭，一个是河东的晋王李克用。其中，李克用与朱温自唐末便结下了怨仇，双方屡次发生战争，但谁也无法消灭对方。李克用去世后，他的儿子李存勖继承了职位。李存勖作战十分勇敢，带兵打仗经常是身先士卒，每次出兵时，他都带着射死李克用的箭，提醒自己报父仇。他跟梁军打了几次大仗，把五十万梁军打得大败而逃。朱温又恼又羞，一病不起，被儿子杀死了。朱温死后，他的儿子梁末帝又跟李存勖打了十来年仗。

不得不说，李存勖在军事上还是有一定能力的。公元923年，李存勖终于灭了梁朝，统一了北方，他即位称帝，改国号为唐并建都洛阳。这就是后唐庄宗。称帝后，李存勖认为父仇已报，中原已定，于是不再进取，不理朝政。

他喜欢看戏唱戏，并自取艺名为“李天下”。他对伶人的宠信到了什么地步?有一次他上台演戏，连喊两声“李天下”，一个伶人上去扇了他一个耳光，周围人都吓得出了一身冷汗。李存勖生气地问为什么打他。伶人回答说：“李天下的只有皇帝一人，你连叫了两声，还有一人是谁呢?唐庄宗听了乐滋滋的，不但不生气，反而予以赏赐。”

然而，最让后世口诛笔伐的是，他封赏伶人做刺史，还派伶人刺探百官的言行，最终闹了个众叛亲离，兵变致死。

这是不是意味着在这一时期，伶人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呢?其实，我们仔细看看后世评价就能知道，在李存勖丧失人心的事件里，伶人扮演的角色就如同我们所讲的“宦官干政”，而最让后人不能接受，则是伶人当了官。

为什么会对伶人当官如此介怀呢?这还要说道，在古代，伶人地位非常低，终身不能当官的。

科举制度，对于中国男性文士来说，乃是一个至为重要的事情，这也是贫寒子弟唯一可以改变现状从政的途径。而这一途径，对于伶人来说，是坚决不允许的。

政权系统以强力的方式，将伶人彻底挡在了从政脱贫的大门之外。元代法令规定：“娼优之家，及患废疾，若犯上恶、奸盗之人，不许应试。”明代也有规定：“近来奸徒利他处寡少，诈冒籍贯，或原系娼优隶卒之家，及曾经犯罪问革，变易姓名，侥幸出身，访出拿问。”清代顺治九年规定：“娼优隶卒之家……侥幸出身，访出严行究问黜革。”乾隆三十五年，又有规定：“查娼优隶卒，专以本身嫡派为断;本身既经充当贱役，所生子孙，例应永远不准收考，其子孙虽经出继为人后者，终系下贱嫡裔，未便混行收考，致启隐匿冒考等敝。”

上述法令基本可以看出，伶人家族已经同“患废疾”、“犯上恶、奸盗之人”、“隶卒之家”等一样，都是“类贱”、“地卑”。如果有伶人曾经使用各种“非法”的手段参加科举考试，成功及第，“侥幸出身”，只能用“变易姓名”等手法，冒着极大风险以身相试。但这些“侥幸出身”者，一经查实，则会遭到严厉地处罚。而且，不但伶人不可以参加科举，伶人的子孙世世代代都被剥夺参加科举的权利。

严苛吗?这还不算最过分的。娼妓尚且可以从良，甚至可以成为官员夫人，有的命好的还能封个诰命，比如“秦淮八艳”之一的顾横波。然而，到了伶人这里，要是想通过结婚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会有可能触犯法律。

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直是奉行良贱不婚的，秦汉时期，即已经形成了如此观念，“凡民男而婿婢谓之臧，女而归奴谓之获”。良民若同贱民通婚，也将沦为贱民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则用法律条文将这种婚姻禁忌固定下来，而到隋唐时期，良贱不婚的法律体系已经相当完备和系统。

唐律规定，对于良贱通婚，一概不予承认，实行强制离婚;良贱违法通婚，视其情节轻重，分别给予杖一百到徒二年的惩处;贱民内部的不同等级之间不准通婚，如果违犯，其中情节最严重的，将受到徒一年的惩罚;奴婢本人及其子女的婚事应由主人决定，如果自行做主，按盗窃罪论处。

宋代是封建婚姻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，但是，对于良贱不婚禁忌仍然基本延续，并且，对于良贱违法通婚所生子女如何处理作了补充规定。出于这些规定，伶人基本都是族群内部解决婚姻。

《儒林外史》二十七回，戏班领班鲍廷玺娶了一个二婚阔太太为妻，她原来以为鲍廷玺是个举人秀才，但是，听说他是一个戏班领班后，马上昏厥过去，得了个失心疯。这是文学作品，也许有艺术夸张的成分，不过，在近代和现代的现实生活中，也有着同样的悲剧情节。

清末“四大奇案”之一的“杨月楼诱拐案”，即为一个案例。它发生在同治十二年，即1873年，1874年2月24日的《申报》对此曾有详讯：

优伶杨月楼因诱匿韦氏闺女被控，叠经本馆将讯办情由，先后列诸前报，并有局外人再三辩驳，均经发刊。韦女之被诱，乘其父客他乡，因家长不愿收领，早已发交善堂择配。乃收禁之杨月楼，现在已经邑簿录供通详，奉到各大宪批示，饬为议拟究办。缘事出诱拐，遂查依诱拐之律拟予军遣，不日即详解省郡，听候上宪提勘。一经问实，则四千里塞外之风尘，虽杨月楼江湖浪荡，辛苦备尝，恐难消受。

杨月楼因为大胆追求粤商女儿韦阿宝，竟然被法办。杨月楼与韦阿宝“未婚而先奸”，虽然韦阿宝的母亲“供认以曾行许配”，但是，她的父亲并不知道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杨月楼身为一伶人，“定例良贱不可为婚，总总不合事理”，杨月楼乃犯“通奸罪”，而且，官府对于杨月楼“用以极刑”，“打脚胫二百之多，吊拇指也半日之多，以天平架重压颈项，几乎不能呼吸，而又加之以杖责”，定要将他“问成诱拐”。

杨月楼曾为慈禧太后演出，在京、沪享有盛名。1888年入升平署，供奉内廷，兼领三庆班。虽说在案发时，杨月楼还没有进宫，但名望已经有了，却仍然逃不过严刑拷打，生要把他说成诱拐，原因就是男方父亲不能接受杨月楼的伶人身份。

杨月楼的职业为伶，与良家女子恋爱，就成了“通奸罪”，“遂查依诱拐之律拟予军遣”，去经受“恐难消受”的“四千里塞外之风尘”。这个案子，发生在清朝中晚期，伶人及其家族处境已有较大改善，但仍然不能接受与其通婚，从官府对杨月楼“用以极刑”，遍施各种酷刑，也可流露出官府的真实态度。

此案最后以“诱拐”结案，杨月楼发配远徙，幸得后来慈禧赦免，而韦阿宝交官媒择配。需要关注的是，案子中的女主角韦阿宝，因为与伶人相恋爱，不同社会等级之间的婚配，在当时成了道德沦丧的行为，恐已坏了名声，“因家长不愿收领，早已发交善堂择配”，悲凄心情可想而知。

除了婚姻和科举一辈子压制着伶人，甚至连衣服都不能随便穿。对于伶人及其家族的服饰各代都有规定，与一般民众加以区别，以示贵贱身份。

北宋时期，据传伶人一般乃穿黄色服装，头戴牛耳幞头。《通制条格》载有元代规定，伶人须是“穿皂轸子，戴角冠儿”，伶人家族则为“果青巾，妇人紫袜子”，且“不得戴笠子，穿金衣服”。《元代·顺治本帝》也有记载：“禁倡优盛服，许男子裹青巾，妇女服紫衣。”《明史·舆服志》也载：“教坊司伶人常服绿色巾以别士庶之服。乐人皆戴鼓吹冠，不用锦绦，惟红搭膊。服色不拘红绿。教坊司妇人不许戴冠穿褙子。乐人衣服只用明绿、桃红、玉色、水红、茶褐色。俳色长、乐工，俱皂头巾杂色绦。”这样一来，伶人成为社会“众矢之的”，也使伶人及其家族时刻不忘自己身份，从而在社会视觉图像上成为一个特殊的阶级。

《通制条格》还记载：元代“倡家出入服皂褙子，不得乘坐车马”。刘辰《国初事迹》载有明代规定，伶人“不许街道中走，止于道边左右行”。清代乾隆末年，魏长生因为乘坐与身份不符，被“御使”“杖之途”。一些文士对于伶人坐车乘轿更是极为愤慨，称：“优伶之贱，竟有乘轩赴演者。”

元代《事林广记》卷上《莅官政要》规定为官者三种人不得进入家门，即伶人、牙婆和尼姑，因为此三种人乃为不祥之人，进门容易招致祸害。明代高攀龙在《高子遗书》中称，与伶人相交危害极为深重，一是妨碍士人读书;二是销蚀高尚之襟怀，使人趋于粗俗;三是在潜移默化中引人为恶。清代周思仁在《家训》中也称，六种人不可进入家门，即妓女、优伶、赌徒、师巫、药婆、买淫具者，乃为“杜邪”。在这些家训中，伶人与妓女、赌徒、买淫具者等人同等。

凡上述种种，都在一一告知人们，伶人的地位有多低，都是凭借演戏为生，古今差距之大， 是令人瞠目的。

在这种社会环境下，伶人认同了自己低贱的身份，试图抗争的人不是没有，但试图改变伶人地位的人却很少。

到了民国初年，我们在伶界中才发现一个想积极替伶人提高身份的人，这人是田际云。鹿原学人在《二百年史》里有这样一段记载：

际云以私寓制度，为伶界奇耻，欲上书废止之(宣统三年)。呈未上而被私寓有力者阻挠;御史某受贿，诬彼以“暗通革命党，编演新剧，辱骂官僚”之罪名下诸狱者百日。民国成立，彼以贯彻初衷故，请愿禁止私寓，终致成功。又请废止女伶兼营娼业者，亦得其许可。

随后田际云又和杨桂云、余玉琴、王琴侬、孙砚亭等组织了一个新式的伶业团体，叫作正乐育化会，来接替梨园公所。讽刺的是，田际云虽然致力于提高伶人的地位，却禁止自己的后代继承自己，可见从根本上还是对伶人这个行业不齿。

伶人地位低下其实并不是好现象，毕竟他们在用劳动生产文艺，丰富了人们的生活。但今日这样，仿佛又成了另一个极端，演员的收入和地位明显高于他们所带来的效益。或许很多年后历史也会重演，到那时，不知后人又会如何看待今日之现状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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